第四章 秦汉王朝秩序下武术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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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两个王朝（前 221 ─公元 220）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按照宗法血缘谱系实施的周代封邦建国制度逐步被郡县制取代。政治的制度性创新，使得权力变得非常集中，春秋战国列国纷争下的民间武术教育和武术组织的空间被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权猛烈打击并不得不走向社会边缘地带，但武侠的精神、任侠的行为却并没有消亡，人民普遍尚武，民间的武术活动仍然持续进行，一部分出身门阀贵族的武士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另一部分布衣武士或投身于豪门官僚成为门客，或保持独立性成为职业剑客，或投身行伍报效国家。 |
| 钢铁冶炼和铸造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推动了汉代军队刀、剑、戟、枪术和甲胄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骑兵和步兵紧密配合的战法，车战开始衰弱。为提升士兵作战能力，军队的格斗技巧训练除了手搏外，还包括斗剑、斗兽、剑对戟、剑对钺、戟对剑、空手入白刃等内容。在集权政府的打压下，民间武术演变为以娱乐、健身为主的击剑、使刀以及徒手格斗形式——手搏、角抵、拍张等。这使得军队武术与民间武术走向了二元化发展。王朝政府借助注释和保存经典文献实现政权理论合法性的同时，也促使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并推动武术理论进一步成熟，产生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兵技巧》13 家 99 篇、《剑道》38 篇、《手搏》6 篇，以及《吴越春秋·越女论剑》这类武术论著或专论性质的文献。因此，秦汉时代是中国武术发展成熟的第一个重要时期。 |
第一节 冶金技术进步下的武术兵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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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的武术器械是在战国后期金属冶炼和兵器铸造技术成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秦代的制度性创造使得秦汉两代中央集权王朝的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大大强于之前的朝代。为了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一制度之下，兵器的铸造、管理和储存，工艺的继承、改进和创新都有了更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这不仅为军队战斗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础，也为武术格斗技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动力。 |
一、兵器制造的技术进步与兵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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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在统一六国前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非常完善的国家兵器铸造体系，其主要特点为：①“标准化”和“制式化”水平极高，形式统一、重量统一；②质量控制非常严格，品质精良。考古人员对秦始皇兵马俑以及全国各地出土的秦兵进行过大量测量，其每件兵器之间的大小误差都在一毫米之内。保持这样极小的误差依赖秦国完善的国家兵器制造“工业”的制度化和系统化建设，从金属冶炼、合金中不同金属的含量比例，到模具的制造和成型后的打磨环节无不有着极为严苛的标准。为保障标准被严格执行，秦国的兵器制造设计有四级负责制，即由工匠、丞（车间主任）、诏事（兵工厂厂长）、相邦或地方长官层层负责。为了能够贯彻逐级责任制度，秦国还采取“物勒工名，以考其诚”〔1〕 的署名制，具体做法是每一件兵器上都要刻有负责人的名字，一旦出现制造不标准或质量问题，可逐层追责。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抚顺市博物馆的两件刻有“五年相邦吕不韦戈”和“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矛”的兵器上能够明确看到各级铸造者的名字，“五年戈”上刻有：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寅（图 4-1），“三年矛”上刻有上郡守□、高工□、丞甲、工□（图 4-2）。严格的制度化和商鞅变法后的严刑峻法，使得秦代兵器的制造质量非常稳定，但形态单一，缺乏具有特点的精品。虽然也有铁质兵器铸造，然而就大体而言，仍然是以铜制兵器为主。 |
| 图 4-1 五年相邦吕不韦戈 图 4-2 三年相邦吕不韦造矛（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于抚顺市博物馆）虽然汉代治国思想的来源早期为道家，中晚期为儒家，但在政治制度上，汉承秦制，没有放弃严刑峻法和军功授爵制度，国家仍然牢牢地掌控着兵器的生产和管理。与秦代兵器主材质不同，汉兵主要为钢铁制，而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制造兵器所用的铁原料被官方垄断，实施盐铁官方专营制度。据记载，汉代在全国盛产铁矿石的冶铁地设置 49 名“铁官”以及负责具体事务的“工官”；在不产铁矿石的地区设立“小铁官”，具体负责“销旧器，铸新器”；在中央由大司农统一管理。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的铁器上也刻有铭文，与秦代不同，铭文主要为郡县的名称，如“河一”“河二”“阳一”“阳二”“弘一”“弘二”等，分别指的就是“河南郡”“河东郡”“南阳郡”“弘农郡”，其中的数字指的是铁官管理的作坊或工厂的编号〔1〕 。 |
| 这些郡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是著名冶铁中心，汉代加以进一步发展，使得冶铁技术得以进一步提升。全国的兵器制造和管理，由中央九卿之一的少府统筹主管，其下设立有考工令、左戈令（佽飞令〔2〕 ）和若卢史具体负责兵器的铸造、管理，储存、保管则由执金吾执行。根据山东沂南石墓、河南南阳唐河县汉墓和今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发现，国家武库的兵器统一码放在兵兰（兰锜）（图 4-3）之上，分为横竖两种放置结构，在汉砖刻上可以见到很具汉代特征的环首刀、带鞘剑、手戟、长矛、盾等技击格斗用的兵器。 |
| 358 ～ 361 页。 |
| 图 4-3 汉砖刻——兰锜（藏于徐州汉画像石博物馆，左、中），南阳唐河县汉砖刻——武库（右）秦王朝统一时，开采铜矿、冶铜和铸铜技术已经成熟，汉代早期也沿用了秦朝的技术，但很快被钢铁冶炼技术所取代，除了用作各类陵墓的陪葬明器之外，铜制兵器从汉王朝建立时就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秦王朝虽然已经能够制造铁质兵器，但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非常完善的技术体系就已灭亡。汉继承了秦的技术衣钵，继续推进冶铁技术，还发明了较为成熟的炼钢技术。冶炼制作的主要工艺有“块炼铁”“生铁”“块炼渗碳钢”“铸铁脱碳钢”“炒钢”几种，“退火”“淬火”“锻造”“贴钢”技术已经比较成熟，这为兵器制造的技术进步和武术技艺的改良奠定了必要基础。正如江淹的《铜剑赞》所载：“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战国至于秦时，攻争纷乱，兵革互兴。铜既不充给，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二汉之世，逾见其微。”〔1〕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以块炼渗碳钢工艺制造的兵器就已经出现，但到汉代才趋于成熟，该工艺也是汉代锻造兵器的主流方法之一，是运用反复锻打和淬火的方法将块炼铁中的杂质和碳锻造出来的工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件铁矛和河北满城汉墓的铁戟、铁剑都运用了该工艺。但是块炼渗碳钢工艺的缺点比较明显，即效率低、成本高，不适于大规模制造品质优良的兵器。 |
| 得益于西汉炉温增高和熔铸技术的改进，生铁的铸造工艺得以进一步提升，铸铁成为主流的生铁产品，甚至在西汉后期已出现了高强度的球墨铸铁产品，使得类似铁殳、铁斧这样的钝器击打强度和护甲的坚硬程度更高，南阳瓦房庄出土的西汉铁釜就是由优质的高磷灰口铸铁打造而成。汉王朝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还是制钢技术，西汉前期，钢制的刀、剑已经出现，据西汉刘胜墓出土证据，当时的钢制刀、剑已经使用了块炼铁渗碳的反复锻打法制作。至东汉王朝时期，具有冶炼革命意义的“炒钢”技术诞生，其“生铁→炒炼为钢→锻造→淬火”的制造流程，能够高效率地制成低碳钢。低碳钢的特点是柔韧度与硬度达到平衡，这对刀、剑这类既需要硬度也需要柔韧的兵器非常重要。山东临沂苍山出土的最早的环首钢刀就采用了“卅湅（三十炼）”的炒钢技术，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一刀一矛也为炒钢技术制成〔1〕 ，广州南越王汉墓出土的兵器同样也是炒钢锻成〔2〕 。 |
| 1961 年，日本奈良县栎本东大寺山古墓出土了一把中国东汉中平年间（184 ─ 189）制造的大钢刀，上面刻有“百炼清刚”的铭文，这把刀也是炒钢材质。此外，辽宁地区出土了东汉永元年间（89 ─ 105）以炒钢为原料经“卅 ”的金马书刀。东汉人李元的《金马书刀铭》载：“巧冶炼刚，金马托形。贡文错镂，兼勒工名。”〔1〕 可见炒钢技术在汉代已普遍应用于兵器制造。东汉时期铜兵器已经被铁兵器取代，这与炒钢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
| 与刀、剑不同，枪、戟、斧、锤和护甲需要硬度很大的高碳钢，以增强其破甲或防破甲的能力，两汉铸铁脱碳钢技术的出现为之提供了质地优良的材料。铸铁脱碳钢技术由秦代之后高度成熟的铸铁柔化术衍变而来。经过长期的技术摸索和实践，汉代工匠已经明确认识到并有意识地控制白口铁中的碳含量而铸造出不同用途的器械。他们能把碳含量达 4％左右或更高的铸铁，运用脱碳技术制成含碳量 1% 左右的通体高碳钢，创造出一种在固态下通过高温脱碳处理，把生铁变成钢的先进工艺。两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武术器械有很多就采用了这种工艺，如南阳东汉铁戟，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的铁甲，大冶铜绿山出土的楚国铁斧、铁锤等。 |
| 东汉文献《太平经·不用大言无效诀》载：“使工师击冶石，求其中铁，烧冶之使成水，乃后使良工万锻之，乃成莫邪。”〔2〕这句话概括了从铁矿石提纯到铸剑的全过程，表明从铁矿石开采、提纯到炼钢再到铸造兵器已经形成了成熟且系统化的流程。民国年间在黄岭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就有一幅制造兵器的劳作图（图 4-4），图的左上部分记录了制造兵器的过程。图中有三个打锻、磨砺的人物，中间一人左手操作钳子夹住铁坯，右手呈抡锤之状，从形态和墙上挂的半成品兵器看，应该是在锻打一柄剑坯。在锻剑人的左右，分布着两名磨剑工匠，两人相向站立，右边工匠前腿弓步，后腿蹬地，上身前倾，身形为正在磨剑；左边工匠坐在凳上，双手托剑，面前一块磨刀石，正在审视所磨剑身的情况。从中也不难看出，汉代兵器制作工艺水平已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
| 图 4-4 东汉画像石——铸剑劳作图（藏于山东博物馆）根据南北朝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所载，秦汉的名剑颇多，仅以具有代表性的帝王之剑为例：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岁次丁巳，采北祇铜，铸二剑，名曰定秦，小篆书。李斯刻埋在阿房宫阁下，一在观台下，长三尺六寸。 |
| 前汉刘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长三尺，铭曰赤霄，大篆书。及贵，常服之，此即斩蛇剑也。 |
| 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岁次庚午铸三剑，长三尺六寸，铭曰神龟，多刻龟形，以应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武宫。 |
| 武帝彻，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岁次乙巳铸八剑，长三尺六寸，铭曰八服，小篆书。嵩、恒、霍、华、泰山五岳皆埋之。 |
| 宣帝询，在位二十五年。以本始四年铸二剑，长三尺，一曰毛，二曰贵，以足下有毛，故为之，皆小篆书。 |
| 平帝衎，在位五年。以元始元年岁次辛酉掘得一剑，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书。 |
| 王莽，在伪位十七年。以建国五年岁次庚午造威斗及神剑，皆炼五色石，为之铭曰神胜万里伏，小篆书，长三尺六寸。 |
| 更始刘圣公，在伪位二年。自造一剑，铭曰更国，小篆书。 |
| 后汉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贵时，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曰秀霸，小篆书，帝常服之。 |
| 明帝庄，在位十八年。以永平元年，岁次戊午，铸一剑，上作龙形，沉之于洛水中。水清时，常有见之者。 |
| 章帝炟，在位十三年。以建初八年铸一金剑，令投于伊水中，以厌人膝之恠。（弘景按，《水经》云：伊水有一物，如人膝，头有爪，入浴，辄没不复出。）安帝祜，在位十九年。以元初六年铸一剑，藏峨眉山，疑山王也。 |
| 顺帝保，在位十九年。以永建元年铸一剑，长三尺四寸，铭曰安汉，小篆书，后改年号。 |
| 灵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宁三年铸四剑，文曰中兴。一剑无故自失，并小篆书。〔1〕 |
二、秦汉主要的兵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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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代在统一六国前，部分兵器就已经开始使用钢铁材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 |
| 夫铁剑利则士勇。’”〔2〕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收录的三把钢刀就是战国中期秦国“秦惠文王十四年（前 324）上郡守匽氏监造”〔1〕 的兵器，分为两种形制：一把剑式长刀，两把环首长刀。可见汉代最具代表性的“环首”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出现。三把钢刀均为锻打而成，装饰采用错金花纹与错金铭文，刀柄用金箔缠裹，表现出秦国极为高超的冶金、锻造和金属雕刻工艺，可能是秦国高级贵族或军事统帅持有的兵器。 |
| 汉代开始，武士作战的主要兵器为汉剑、汉环首刀和马戟，而戈、钺、殳等则退出格斗场，转化为纯粹礼器。其中制造量和使用率最高的兵械是汉代环首刀。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2〕 （以下简称为《兵车器集簿》），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一现象。《兵车器集簿》全面地记载了西汉成帝永始四年（前 13）郡级武库藏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其中记载 5 万件以上的兵器有：刀（以环首刀为代表）156,135 件，剑 99,901 件，马戟 78,392 件。至东汉末年，刀的制造达到极盛，有吴造万口、蜀造五万口之巨〔3〕 。这种兵械使用类型上的变化，完全是为了适应装甲骑兵近距离作战的需要。 |
| 汉王朝在与少数民族的长期鏖战中，逐步放弃了车战模式，转而采用骑兵和步兵相互配合的战法。当骑兵在战场上短兵相接时，马奔跑的速度减慢，运用动能冲击锥刺的杀伤作用降低，为了在格斗中占有绝对优势，西汉时就已经出现了专用于劈砍的骑战兵器——环首刀，至东汉时期发展成熟（图 4-5），大量装备军队。除了《兵车器集簿》的记载，两汉墓葬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环首刀的实物，这些刀长度为 85 ～ 128 厘米，其制作工艺均为优质高碳钢锻制。到东汉时，钢刀的制造更为精良，出现了“三十炼”“五十炼”乃至“百炼”的环首钢刀。曹操的《内戒令》载：“往岁作百辟刀，所谓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慑服奸宄者，此也。”〔1〕此时，汉刀之韧性和硬度达到了非常精妙的平衡，在劈砍格斗时既非常锋利，也不易折断。 |
| 图 4-5 苍山县出土的“永初”纪年钢刀有名的宝刀在历史上也留下了痕迹，《艺文类聚》转录的《典论》佚失部分内容记载：“昔者周鲁宝赤刀孟劳。……平造百辟宝刀，名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铿似崩霜，名曰素质。《费祎别传》曰：‘孙权以手中常所执宝刀赠之。’”〔2〕这里提到了三把宝刀的名字。另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载录，魏国名将钟会克蜀时于成都土中得一刀名曰“太一”；袁绍在黎阳梦有一神授宝刀铭曰“思召”；郭维于太原得一刀名曰“宜为将”；周瑜作南郡太守造一刀刻有“荡寇将军”四字；潘文擒关羽，拜固陵太守，因而打造一刀，铭曰“固陵”〔3〕 。这些记载于历史资料的刀名，虽然有一定的玄学色彩，但也客观反映了汉刀的重要性和广泛适用性。 |
| 汉代环首刀为直刃长刀，从技击原理看，汉王朝的骑兵和匈奴骑兵多为轻骑兵，与重装骑兵的冲击优势不同，轻骑兵的武士在马背上使用劈砍技术远较刺击容易，而且刺击技术存在兵器插在目标上不能拔出的缺陷。环首刀背脊厚实且重量较大，劈砍时的势能大且不易折断，能够利用长刀的物理和金属性能优势运用“割喉”“劈胸”“截腕”“推膛”“斩臂”“穿心”等技击方法，可以推测，明清时期的很多刀术技法均可以体现在汉代钢刀上。也正是从汉代起，习练刀术成为主流。虽然剑暂时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鉴于刀比剑更易制造，单面开刃比双面开刃简单省时，更适合量产，可以给军队批量装备，这使得刀成为主战兵器，剑则成为展现技艺的私斗兵器。也正是汉代环首刀奠定的良好基础，使得长刀在相当长时间里作为近身格斗的主力武器，保卫着华夏文明的繁衍和辉煌。而“环首”的出现应该有实用和美学的双重原因，其既可以起到平衡配重的作用，又可连绳套挂手稳定握持，亦可以坠挂饰物和刀穗。汉刀深刻影响了日本，对日本之后的制刀技术、用刀的武士文化和格斗技术都起着重要作用。 |
| 汉剑虽然不如环首刀那般适合战场，东汉之后剑术格斗逐渐没落，但继承了秦剑优良工艺的汉剑在中国制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具体表现：一是汉剑其长度普遍超过了 1 米，甚至还有接近 2 米的剑（《汉书·景十三王传》载“七尺五寸剑”〔1〕 ）；二是采用百炼钢、贴钢、炒钢技术铸造，既锋利又不易断裂。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出土的钢剑，能够非常直观地反映汉武帝时铸剑技术的精湛。该钢剑用块炼铁作为原料，在木炭中加热，经反复渗碳，折叠锻打而成。刃部明显经过淬火，刚硬锋快，可是剑脊却没经淬火，仍保持非常好的韧性。此类制作精良的汉剑的大量使用，使得剑术技击的主要技法走向成熟，汉剑已经从战国时代《墨子·节用》“为刺则入，击则断”的易损兵器升级为《淮南子·修务训》所载“操利剑，击则不能断”〔1〕 。由于不易折断和长度增加，汉剑不仅能够击刺，还能够运用“洗”“点撩”“崩截”“挑提”等技法，从曹丕战胜邓展的只言片语大致可以判断，曹丕并没有过多运用刺的技法，而是在“崩”“提”“点”间击中对方手臂。《典论》还记载了曹丕主持铸造的三柄名剑，虽然《典论》部分内容已经佚失，但后世南朝萧统编著的《文选》，唐代欧阳询、令狐德棻、陈叔达等编著的《艺文类聚》，宋人李昉、李穆、徐铉等著的《太平御览》以及明代李承勋编著的《名剑记》〔2〕 中关于名为飞景、流采、华铤这三柄剑的记载，却能够形成内容互证，足以说明《典论》中曹丕铸剑的历史真实性。 |
| 除了私人格斗用剑，汉剑还有车战用剑，即“舆剑”，居延汉简载：“范，牛车一两，弓一，矢廿四，剑一，三月己丑出。”〔3〕《兵车器集簿》的记载中就有舆剑四柄。 |
| 随着战术的变化，秦代和汉代战场更侧重戟与矛的使用，《里耶秦简》记载了戟 251 件，《秦迁陵县武库兵器簿·简 8-458》也记载了戟 251 件。在《汉书》中则用的是“持戟百万”来描述汉王朝军事实力的强大，而且典礼祭祀的仪仗也把戈替换为了戟，如《东方朔传》载，汉武帝坐未央宫前殿，东方朔持戟而立。《续汉书》也记载，杨仁诏补北宫卫士，披甲持戟，没有人敢于上前。 |
| 汉代的戟，很少再用于车战，而是用于马战。东汉时期开始制造骑兵专用的“马戟”，骑兵的装备中，马戟与铁铠的组合，使得兵士的技击格斗能力大大增强。《兵车器集簿》记载的长兵器“有方”实际上就是马戟，“有方”戟枝向前翘成钩刺，增强了兵器向前突刺的功能，其格斗方式更像是矛或者枪，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车战时代传统戟类兵器向后勾啄的功能，但枝杈的钩形却有勾住其他兵器的作用，裴骃对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注释为“钩戟似矛，刃下有铁横方上钩曲也”〔1〕 。此类戟也被别称为“钩釨”“钩戟”，汉代杨雄《方言》所载的“戟，楚谓之釨……其曲者谓之钩釨镘胡”〔2〕 ，以及《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过秦论》的“锄耰棘矜，非锬于勾戟长铩也”〔3〕 ，都描摹了戟具备的钩状形态。 |
| 汉末名将典韦就非常善用戟，史籍还记载了典韦戟的具体形态，《三国志·典韦传》载：“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等，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提一双戟，八十斤。’”〔4〕 典韦戟属短械，两侧有对称的月牙，可刺，可割，一般是双手所持，戟后有镡，可击刺，还可以用两侧月牙勾住敌人兵器使之脱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 226 页。 |
| 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骑兵手中的戟就带有月牙状钩（图4-6），《典韦传》也有记载“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入，辄十余矛摧”〔1〕 。戟在旷野上用于马战的效果极佳，因而在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中，戟发挥了重大作用。《汉书·晁错传》载：“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楯三不当一，……匈奴之弓弗能格也。”〔2〕 汉代马戟的出现和发展，不仅让汉王朝马上技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具备了剁、刺、探、片、压、带、勾、挂的丰富格斗技术，也让戟成为从西汉到魏晋时期骑兵的主要装备之一，在军中还有一支专门的兵种名曰“大戟士”。除了马战用戟之外，汉代还有一种手戟，长度类似匕首，可能用于近身防御或作为抛掷兵器使用，《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载“（吕布）尝小失卓意，（董）卓拔手戟掷之”〔3〕 。 |
| 图 4-6 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持戟的骑兵矛为汉代步兵和骑兵都使用的主兵器，秦和西汉时矛的样式与战国时代相似，呈柳叶状，只不过以铁制取代了铜制。至东汉，主战矛的形态变化为叶形，中部多起脊，骹部卷为圆筒状，还发展出了骑兵用的矛，骑兵矛刃部加长，柄可长二丈四尺（约 4 米），围一尺三寸，杀伤力和灵活性兼具。《三国志·魏书》记载，公孙瓒曾经带领数十骑出行塞，遭遇鲜卑骑兵，公孙瓒临危不乱，持矛两头施刃，左右击刺，杀伤数十人而归〔1〕 。《兵车器集簿》中记录有矛 52,555 件（包括乘舆矛 2,377 件、普通矛 50,178 件），仅从数量上看，矛在汉代已经是军队装备的主要兵器。在《三国志》的正史记载中，关云长和吕布这类东汉名将也都是使用矛的高手。实际上，到了东汉末年，矛与戟相比已经成为军队中更广泛使用的兵器，《诸葛亮集》载：“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2〕 这里并未提及戟，根据兵器史学家周纬的研究，由于制造成本更加低廉，而格斗价值却差距不大，所以自汉末至晋，矛确实已成为军队主要使用的长兵。 |
| 匕首也是秦汉武士的随身武器，《兵车器集簿》记载有24,804 件匕首。按照汉《盐铁论》的记载，匕首“以为长尺八寸”，甚至可以藏在袖子里。《兵车器集簿》记载的匕首被称为“泾路匕首”，所谓“泾路”与古剑的“轻吕”同音，互相通假，而“轻吕”是《逸周书》中武王克殷的兵器，以“泾路”为名说明匕首内含武士必胜和正义之师的意义。《文选》转载的《典论》中也有“魏太子丕造素质，坚而似霜。造匕首，理似坚冰”〔3〕 的记载，还描述了匕首锋利的状态“似霜”“似坚冰”。 |
| 《兵车器集簿》还记载了一件在晋代之后就很少再出现的兵器——钩镶，为勾、推、挡多用兵器。汉人史游的《急就篇》载“矛铤镶盾刃刀钩”，颜师古注释为“镶者亦刀剑之类，其刃却偃而外利，所以推镶而害人也”〔1〕 ，又“钩以镶属也，形曲如钩而内利，所以拘牵而害人也”〔2〕 。从技术角度看，推钩、推镶为防守，钩引又具有反击伤害的功能。汉代人所著《吴越春秋》记载“吴作钩者甚众”〔3〕 ，这里的钩在汉代实际上就是钩镶。《太平御览》记载了一则地方官带领民众抗击贼寇的事，“江汉字山甫，迁丹阳太守。是时大江剧贼余来等劫击牛渚、丹阳、边水诸县居民，殴略良善，经岁为害。汉到郡，会集劲士，修整战具，钩镶、刀椐、大戟、长矛、弓弩劲兵，转送承接。余来亟战失利，遂见枭获。孝顺帝喜其功，赐以剑珮”〔4〕 。钩镶位列其中。从河南鹤壁、河南洛阳、四川德阳、河北定州出土的钩镶形态看，它是攻防一体的兵器，全长 60 厘米左右，钩长 26 厘米左右，尖端为球形，镶部把手为扁体形，镶面有 18 厘米长、14 厘米宽的铁板（图 4-7），能够起到类似盾牌的防御作用〔5〕 。在陕西神木柳苍墓门石柱画像石（图 4-8）、陕西神木柳苍墓门立柱画像石（图 4-9）、徐州铜山十里铺画像石（图 4-10）、徐州铜山小李村苗山画像石（图4-11）等上都能够见到钩镶格斗的形态。但钩镶的形态结构并不适合战场作战，其像盾一样的护手也无法有效格挡弓箭和其他长兵的突刺。《释名》记载钩镶的主要作用是利用钩加推（或推镶或钩引）的方式推开对方兵器，配合自身的灵活移动和其他兵器实施攻击。根据多个汉代画像石上出现的钩镶格斗场景中人的发髻判断，参与者似乎多为女性。钩镶在与正规战争有关的史料中记载稀少，这也表明这种兵器虽然也曾出现在军队装备中，但其格斗方式决定了它应该主要用于民间格斗或作为类似荡寇这样小规模战斗中的辅助工具。 |
| 图 4-7 钩镶复原图图 4-8 陕西神木柳巷村墓门立柱画像石 图 4-9 陕西神木柳巷村墓门立柱画像石——钩镶使用图〔1〕 ——钩镶对搏图〔2〕图 4-10 徐州铜山十里铺汉墓门楣石 4-11 徐州铜山小李村苗山画像石——钩镶对矛图 （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秦国灭六国征伐四方，除了兵器，更为重要的装备就是甲胄。 |
| 根据《里耶秦简》的记载，铠甲的数量比戟和弩的数量还要多很多，其中包括：甲衣 349 件，甲 21 件，兜鍪 39 件，胄 28 件，而弩和戟只有各 251 件〔1〕 。另据《秦迁陵县武库兵器簿·简 8-458》的记载：“迁陵库真见兵：甲三百卌九。甲兜廿一。鞮瞀卅九。 |
| 胄廿八。弩二百五十一。臂九十七……戟二百五十一。”〔2〕 其铠甲数量也相当可观。《岳麓书院藏秦简（贰）》中有一篇关于铠甲的记录：“赀一甲直（值）钱千三百卌四，直（值）二两一垂 ，一盾直（值）金二垂。赎耐，马甲四，钱七千六百八十。 |
| 马甲一，金三两一垂，直（值）钱千九百廿。金一朱（铢）直（值）钱廿四，赎死，马甲十二，钱二万三千卌。”〔3〕 从中可见，秦国对铠甲的投资是巨大的。而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人俑也显示，秦人非常重视铠甲的使用，从兵马俑甲俑和袍俑比例来看，秦军的甲兵数量远远高于袍兵，可见秦军对铠甲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
| 由于铁器脱碳技术的进步，汉代的铠甲质量和数量相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还发明了冷锻制甲的扎甲。《兵车器集簿》所载士卒个人战斗防护用具有：甲、铠、鞮鍪、铁募、铁股、铁罢、面衣及盾等。甲为革制或铁制的甲衣；鞮鍪指的是头盔；铁募、铁股、铁罢分别为铁质的臂甲、腿甲、裙甲；面衣为护面具，以木制成。《冰车器集簿》分别记载了甲 142,322 件、铠 63,324 件、鞮鍪 97,584 件、革 20,681 件、面衣 10,563 件等，数量甚为巨大。 |
| 在汉代，甲的种类比较多，有铁制的玄甲和皮革甲，而铠即为铁甲，因而通常“铠”“甲”连用，可装备步、骑等兵种。从出土的汉代铠甲实物看，武士的身甲均为短褛形，一般分为无袖及有护臂两种类型，短褛完全是为了适应骑马作战的需要，主要防护前胸和后背；另有臂铠和股铠，用于防护四肢，鞮鍪和面衣防护头、脸，股铠可以肯定是重装甲骑兵的专用装备〔1〕 。 |
| 汉代铁甲是由甲片一片片串缀而成的札甲形式，依照甲片不同可分成两种：第一种为长方形甲片，长方形甲片的铠甲依形式又分为两种，一种是胸背两甲用带与肩相系而成，另一种还加上披膊，防御性更强，两种都为普通士兵的装束；第二种为方格状小型甲片编缀成的胄甲，腰带以下及披膊等部位，也采用札甲形式，以方便行动，似为当时指挥人员的装束。研究从汉代军事城堡出土的铁制胄甲发现，当时用于战争的士兵札甲重 22 斤左右，工艺比较繁复，需要用 650 余片甲片编缀而成。与之相似，为了便于活动，皮甲也是以甲片形式编缀而成，长沙南郊侯家塘西汉墓出土过一批皮甲，甲片有长方形、方圆形和椭圆形几种，多为复合多层叠在一起的状态。居延汉简载：“木质一，白玄甲十三领，革甲六百五十，铁铠两千七百一十二。” 〔1〕 由此可见，西汉时代革甲在军队中不占主导，铁铠已经非常普遍，防御力自然不容小觑。东汉史学家李尤在《铠铭》中写道：“甲铠之施，扞御锋矢；尚其坚刚，或用犀兕。”〔2〕《 兵 车 器 集 簿》 中 除 了 钢 铁 铠 甲 之 外， 还 记 载 了“ 盾九万九千九百一”，可知步兵主要装备铁盾， 其防护效果更佳。 |
| 从武氏祠画像石图像中，可以看到环首刀与盾牌配合使用的情景，这也是环首刀的常用方法。《史记·项羽本纪》：“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3〕 这反映了用盾撞人是冷兵器时代通行的做法。在冷兵器时代，利用盾牌的防护及撞击功能，再配合环首刀、剑或戟的进攻功能，可以实现较理想的作战效果。从现存汉代画像石中可见两名手持盾牌和兵器的武士相斗的场景，左边的武士为盾配合环首刀，右边的武士为盾配合矛，激烈搏斗，相持不下（图 4-12） 。实际上，刀盾配合使用在汉代非常普遍，应劭所撰《汉官仪》一书中就以“刀盾”并称，为数不少的汉代画像石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
| 图 4-12 汉代画像石（藏于山东博物馆）除了以上作战使用的主要兵器之外，辅助兵器钩镶或者由主要兵器矛衍生出的铍（长刃矛）、铁铩（带突耳的矛）等，在战斗中也时有使用，但无论是从出土量还是文献记载数量来看均比较少，其格斗技法与矛相同，威力可能更大，但由于铸造成本、技术等种种原因没能传之后世。 |
第二节 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战争催生的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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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并非是孤立而单一存在的文化形式，它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原农业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交织和交融作用下形成的多元统一体，武术文化同样如此。从东周开始，国家的兴衰和文化的更替就已经与草原文明休戚相关。考古发现，秦汉草原政权主要分布在以陇山为中心的今甘肃秦安、张家川、庆阳地区和宁夏固原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阴山以南地区。从游牧民族的墓中，除了发掘出草原武士独有的触角式短剑、环首短剑、刀、鹤嘴斧等兵械，还发掘出深具中原文化特色的铜车器、礼器、兵器（戈、矛）。考古学者研究指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融合约自春秋早中期开始，至秦末汉初最终完成，前后经历了四百余年的时间。”〔1〕 秦汉时期影响中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为匈奴，这一影响直到东汉晚期才逐渐被其他民族取代。匈奴骁勇好战的民族性格和骑兵突袭的战法，推动和改变了秦汉王朝的武术形态，其中包括武术技击用的兵器制作工艺、形制和格斗方式。 |
| 战国时期，匈奴就已经开始频繁袭扰中原地区，至秦王朝建立，秦始皇即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自榆中至阴山一带，并设三十四县，两汉王朝的大部分时间也一直与匈奴作战。常年的匈奴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促使双方在兵器和武术技艺及训练上都有了较大进步。从汉王朝角度出发，车战不再适用于战场，其模式逐步消失，发展出了骑兵和骑兵使用的格斗长兵戟与矛，也改善了甲胄制作技术 ，《汉书·晁错传》载“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迫），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2〕 。 |
| 晁错还建议汉文帝：“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塞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3〕 晁错的建议在汉武帝征伐匈奴的过程中得到了运用，汉军改变了仅以骑射对付匈奴骑射的做法，开始使用锻造精良的钢铁长戟和长刀，第一种战法是利用马匹的冲击势能有效杀伤匈奴军；第二种战法在降低敌军机动性的前提下下马列阵，发挥长兵和盾牌配合弓弩的优势杀伤敌军骑兵（图 4-13）。《资治通鉴·汉纪十三》记载，李陵的五千步兵被匈奴三万主力骑兵包围，李陵沉着应战，将军队布置在两座山中间，以大车为营，步兵列阵，假意示弱，前军手持长戟和盾，后军持弓弩，匈奴见汉军人少，就用骑兵冲阵，结果大败〔1〕 。 |
| 图 4-13 汉代画像石——汉军骑兵用戟将匈奴骑兵勾下马（藏于山东博物馆）临沂沂南北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就描绘了汉军与匈奴军之间交战与交战后献出俘虏的场景。汉匈桥上激战图〔2〕 右端一匹马拉着一辆有盖的战车，车厢内坐 1 人，可能是督战的汉军官员；车厢前部为御车者，右手扬鞭，左手持辔；车前有 2 名手持矛的骑兵，车后有 2 名手持槌的骑兵跟随，矛和槌均带缨；前军为大队步兵，其中有 4 名持钺的礼兵，有 21 个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武士与匈奴的骑兵短兵相接；匈奴方前军为搭弓射箭的战士，后面有 2 名持刀的军士（图 4-14）。出行献俘图〔3〕 的左侧为匈奴骑兵，右侧为汉军骑兵，位于马下的汉军右手持盾牌，左手持一把环首刀，匈奴下马的骑兵呈跪地乞降状（图 4-15）。这些画像石描绘的情境很生动地佐证了文献中关于汉、匈双方兵器类型和战争的史料记载，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汉、匈军队作战和格斗的方式。 |
| 图 4-14 汉匈桥上激战图图 4-15 出行献俘图若从匈奴角度出发，获取农耕地区生产资料的需求与汉军的步步紧逼，使得他们也不得不改良兵器技术，提升作战效能。从凉城县毛庆沟发掘的匈奴墓地和《兵车器集簿》记载的“郅支单于兵器”情况看，匈奴人的主要格斗兵器为刀、鋋、短剑、匕、铁鹤嘴斧和矛，防御性武器为头盔、铠甲和盾〔1〕 。《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2〕 其中的“鋋”指的是一种铁柄短矛，也泛指短矛，其格斗方法是鋋刺和投击。另《汉书》记载，匈奴人也使用刀、剑，匈奴单于契金使用的刀被称作“径路刀”。《太平御览》载：“邓遵破匈奴，得剑和匕首二三千枚。”〔1〕 目前出土的匈奴刀基本上都是短刀，多数为铁制，刀上安装有木柄，分直背弧刃、弧背直刃、直背直刃等几种形制，刀鞘带有装饰物。匈奴人的剑多发现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短剑有双刃，长 60 厘米左右，柄末端常装饰有动物纹饰，有的为铃首或环首，具有较明显的鄂尔多斯式，从蒙古国诺颜乌拉出土的战争壁画中能大致窥其样貌（图 4-16）。长剑一般长 1 米左右，双刃，有的有柄，有的无柄，还有带玉镡和带玉 的汉剑，部分还刻有汉字。 |
| 此外，匈奴墓葬中还出土有斧、矛和戈，其形制直接引进和借鉴了中原兵器。此外，匈奴也有格斗用的护甲和盾牌，《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书言兵事曰‘……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2〕 ，颜师古注曰：“革笥，以皮作如铠者被之木荐，以木板作如盾。”〔3〕图 4-16 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墓出土战争图〔4〕在兵器制作工艺上，匈奴兵器水平的进步与秦汉王朝的技术进步基本一致，在西汉进入钢铁兵器时代后，匈奴也随之跟进，因为匈奴在与汉王朝的交往过程中不仅通过战争缴获和走私贸易购入铁制品，而且也学习了中原民族的冶铁技术。此类技术代代相承，并在生产生活中不断改进、提高。但从格斗技术角度看，匈奴的兵器水平还是远逊于秦汉王朝。由于受制于冶金技术，匈奴兵器的金属性能很差，一旦近身，基本没有优势，很多野史和当代影视文学作品中所谓匈奴军锋利的弯刀和高超的马上格斗技术基本属于想象和杜撰，匈奴军的优势还是在于依靠机动性很强的骑射攻击。 |
| 自汉武帝始，开拓西域成为汉王朝重要的国策，早期与汉王朝交往最为密切的游牧民族为羌族。《汉书·西域传》记载：“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1〕 婼羌即是羌族部落，还建立过羌国，羌族曾与汉王朝共同对抗匈奴，具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汉书·西域传》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2〕 。也即是说，羌族所在的地区出产铁矿，羌人也学习了冶铁和制造铁质兵器的技术，生产出了铁质矛、服刀、剑和甲胄等，这也是羌人能够与匈奴对抗的重要原因。张骞出使西域归国后，汉王朝与河西走廊地带的大月氏及乌孙建立了联系，乌孙公主还与汉朝王室联姻。 |
| 虽然大月氏被匈奴击败远遁，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大月氏也强化了自身的军事技艺。大月氏建立贵霜帝国后，成为沟通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桥梁，其军队使用的格斗兵器也兼具二者的特征。与匈奴相同，大月氏也善骑兵作战，骑兵的主要配置为弓箭、长枪和近战的双刃短剑，但其步兵为希腊化步兵，使用希腊盾、剑、长矛和罗马剑、长矛、战斧等，贵霜帝国出土的金币上就有希腊化步兵样貌的描绘（图 4-17）。大宛也与汉王朝有军事冲突与交流，《汉书·西域传》载：“（大宛）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1〕 ，可见大宛的铸铁技术源自从汉王朝掳去的工匠。大宛军事一度强盛，曾击败征伐西域的汉将李广利。 |
| 至东汉末，匈奴部落中的南匈奴归顺中原王朝，北匈奴被东汉军队击败最终逃亡欧洲，鲜卑人因此快速崛起。《后汉书·鲜卑传》载“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2〕，鲜卑人“兵利马疾，过于匈奴”〔3〕 ，其装备也比较精良，矛、刀、剑均为“精金良铁”，骑兵为“甲骑具装”的重装骑兵。《三国志·魏书》载：“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做兵器铠盾。”〔4〕这说明鲜卑人的兵器和制造技艺引进或改良自中原王朝。东汉末年，在中原王朝的内乱中，游牧民族的武术趁机快速发展，这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武术的丰富和多元创造了先决条件。 |
| 图 4-17 贵霜帝国印有武士图案的金币 |
第三节 皇帝集权统治下的武术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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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 ”〔1〕 ，严厉打击私人习武活动，禁止非官方控制下的人拥有兵器，以“弱黔首之民”，这使得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和崛起的武士阶层不得不“亡逃山林，转为盗贼”〔2〕 ，譬如英布逃亡至江中，纠结了许多受刑之人聚为“盗贼”，彭越聚拢武士在巨野泽为“群盗”。从云梦泽出土的竹简的记载看，“群盗”持有武器，常与秦军作战，项梁、项羽叔侄也在会稽聚集武士并最终起兵反秦。秦末的武士，既有春秋战国时代遗留的六国贵族，又有平民阶层。秦王朝存在时间太短，加上秦朝的郡县制并不成熟，导致秦朝禁武法令之下，民间的武术江湖在这一时期仍旧活跃，但秦代对于民间武术严厉打击的法律制度和集权理念却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汉朝，为汉武帝打击地方武术团体——豪强势力和之后武术江湖形态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
| 汉王朝完全承袭了秦朝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具有相似的政治文化环境，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但是在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大量地方武装得以借此动乱之机崛起和壮大，加之春秋战国时代的武侠精神并未泯灭，使得西汉建立伊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以侠之信条行事的势力。这群拥有兵器和武力以“任侠”为身份标签的人与春秋战国时的武士不同，他们有的是放荡的闾里少年轻侠，有的是称霸一方和拥有政治势力的豪强，再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匹夫之侠”“游侠”，而被史书称为“豪侠”“公卿之侠”“乡曲之侠”“轻侠少年”“闾里之侠”等〔1〕 。 |
| 秦汉时期身怀武艺的侠主要有三类身份：第一类是大多出身门阀贵族的名臣、名将，被班固称为“公卿之侠”；第二类为出身平民的地方豪强势力，被称为“闾里之侠”；第三类是职业刺客，受雇于某些有特殊目的的势力，完成刺杀任务，被称为“宾客之侠”。受到春秋战国时代武侠精神气质的影响与感召，在《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凡是有“侠”之情怀和行为的人物，史家都会予以着墨，即使是班固这样对武侠多有不满的史家，也不免多提一笔。 |
| 据《史记》记载，张良“居下邳，为任侠”〔2〕 ，曾经身为游侠，还曾招募勇士刺杀秦始皇；楚汉战争时期的名将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1〕 。季布的弟弟季心以其高超的武艺和高尚人品，也成为一代大侠，他“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2〕 。时至汉武帝时期，虽然打击民间习武和民间武士愈加严厉，但武帝一朝的官吏中不少人也有任侠的经历，丞相窦婴“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3〕 ，中尉宁成“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4〕 。汉成帝时代的名臣朱博虽出身贫寒，但颇有任侠好交之气，《汉书》载“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好客少年，捕搏敢行。稍迁为功曹，伉侠好交，随从士大夫，不避风雨”〔5〕 。而这种现象不仅一直持续到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没有呈现消亡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 |
| 东汉末期的很多名将在少年时期都有武侠情结和任侠行为，他们不仅身怀武艺，而且还以战国时期的道德遗风为人生信念，在汉末动乱年代趁机崛起，很多人从侠客武士转身成为当时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年时“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6〕 ，《世说新语》中也记录有曹操、袁绍少时“好为游侠”的事迹。曹操还曾作为刺客刺杀宦官张让，虽然被卫兵发现，在围攻下也能“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7〕 ，被《三国志》评价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曹瞒传》也有记载说：“太祖（曹操）……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 |
| 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1〕 这些历史记载把曹操青少年时期的任侠事迹和武艺水准都描摹得非常生动，曹操既作为武艺高超的侠，亦作为疾恶如仇的刺客之双重形象说明，在东汉时期，“刺客”与“游侠”中的武侠精神和行为方式仍旧被保留下来。 |
| 不仅是曹操，张邈、凌统、甘宁、史涣等身居不同地域的汉末名将，青少年时都有以侠自居和践行武侠精神的行为。《三国志·魏书》载，张邈“少以侠闻，振穷救急，倾家无爱，士多归之”〔2〕 ，史涣“少任侠，有雄气。太祖初起，以客从，行中军校尉”〔3〕 。《三国志·吴书》载，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4〕 ，凌操“轻侠有胆气，孙策初兴，每从征伐，常冠军履锋”〔5〕 。根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期，门阀贵族出身的“任侠”非常普遍，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门阀世家非常重视文武并举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汉代的门客风气一直没有被禁绝，这为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习武者提供了一定的结社和群聚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有更多机会相互借鉴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被贵族豢养的门客能够在国家禁止民间私人持有武器的法令下受到庇护，仍然可以拥有兵器并时常训练与比试。“任侠”行为在秦汉时代的禁而不止甚至屡禁不止，也使得每逢王朝动乱，那些门阀贵族培养出的豪侠都能起到重要作用。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就是好击剑格斗的游侠。许褚家族作为东汉谯郡的大族不乏剑客侠士，在许褚被曹操封为振威将军后，其余人“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1〕 ，这些剑客出身的豪侠为曹魏政权平抑混乱、恢复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
| 在秦汉集权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和平年代，身怀武艺的侠常常被视作不务正业的浪子。秦末汉初的刘邦及其追随者张良、萧何、樊哙等都被认为是当地的“少年豪吏”，东汉末年的曹操、袁绍等年轻时行为也多有不端，他们却都以任侠自居，佩剑习武。 |
| 在王朝更替的混乱时期，这群年轻人在政权的更迭和社会重新恢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春秋战国时期，门客制曾是培养武士阶层和群体的重要形式，贵族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大规模豢养门客，为游侠提供了栖身与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这其中就有很多文武兼备的平民。与春秋战国的游侠追求在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下实现正义有所不同，汉代门客的理想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获得成就的路径往往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2〕 。当然这种豢养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合作关系，因为一旦主人有所成就，作为门客也能够随之“荣誉加身”。这些门客中有些属于文士，但更多的属于“武力鼎士”和“剑客”，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充当刺客或打手，例如西汉馆陶公主晚年的面首董偃，《汉书》对他的记载是“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辏董氏”〔1〕 。东汉灵帝时期大将军何进因为孔融对他不尊就“私遣剑客欲追杀融”〔2〕 。东汉酷吏阳球因蔡文姬之父蔡邕批评他的行为而嫉恨，在陷害蔡邕，致使其发配边疆后还心有不甘，随后派剑客追杀蔡邕，但剑客感佩于蔡邕的名节，没有听从命令。这一方面说明当时豪族亲贵豢养剑客的目的就是报私仇，另一方面也可看到这些剑客还有基本气节和底线。但是，剑客横行也使得当时为官之人陷入“上畏不测之难，下惧剑客之害”〔3〕 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况。 |
| 此外，还有一类门客，他们不跟随门阀贵族，而是追随有名的地方豪侠，《晋书·石勒载记》载：“张披与张宾为游侠，门客日百余乘，物望皆归之。”〔4〕 可见即使到了晋朝，延揽门客、乐善好施的游侠处所仍然是武侠的“培养基”。与身为门阀贵族阶层的侠不同，这批跟随地方豪侠的武士属于出身平民的布衣之侠，譬如：汉初的名臣周苛是泗水卒史，申屠嘉是材官，至于陈平、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樊哙、周勃更是平民，像樊哙是杀狗的屠夫，周勃则以“织薄曲吹箫给丧事”〔5〕 为生。民间的著名豪侠，如田仲、剧孟、郭解、朱家等，由于乐善好施，而导致家境贫困。《史记·游侠列传》载，剧孟“家无十金之财” 〔6〕 ，郭解“家贫不中徙”〔1〕 ，朱家“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2〕 。但也正是这些布衣之侠的个人品行和人格魅力使得他们受到世人的称赞，民间影响力非常大。不仅如此，这些侠虽然出身布衣，但也获得门阀贵族出身具有共同志向的豪侠的尊重，朱家和剧孟的事迹最为典型。作为项羽将领的季布曾战败被刘邦通缉，朱家主动让季布在自己家里藏匿，并亲自前往洛阳疏通关系为季布脱罪，最终刘邦听从夏侯婴的建议，取消通缉，拜季布为郎中将，后来封他为上将军，但朱家并没有因为季布飞黄腾达而前往攀附，反而为了不影响季布声誉选择终身不再相见，当时的武士听闻无不“延颈愿交” 〔3〕 。汉景帝七国之乱时，太尉周亚夫带兵平叛，得知剧孟没有投入叛军阵营非常高兴，周亚夫经过洛阳时剧孟带门客前往军中协助，而剧孟协助中央军平叛的行为也深受周亚夫肯定。 |
| 无论是出身门阀的豪侠，还是出身布衣的民间武士，都有一些共同特征：一方面，他们身怀武艺，往往爱打抱不平，扶弱济贫，藏匿豪士，不求报酬，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因此名声显扬于诸侯；但另一面，他们也具有手段残忍和有害于国家法度的特征，这些号为侠的人，常常恃势凌物，武断乡曲，加之他们声名煊赫，因而权行州里，力折公卿，为了一个许诺可以以死相搏，致使其行为与大一统的国家秩序与法制国策格格不入。例如，《史记·游侠列传》记载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1〕 。 |
| 年长后才“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2〕 ，然而毕竟积习难改，“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3〕 ，“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4〕 。这足以说明即使成年后的郭解不再胡作非为，但却仍然维持着类似帮会领导者的地位，只不过从台前走到了幕后而已，以他本人或借用他名声行法度之外复仇行为的事件仍屡有发生。 |
| 更让当时政府头痛的是，从事报私仇到了东汉甚至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很多闾里少年为了金钱常常铤而走险成为暴徒，他们号称游侠或剑客，但实际上做的是任何时代的法律都不可容忍的营生，城市街巷中的暴力犯罪也因为习练武术的“少年恶子”〔5〕而时有发生，甚至形成了团伙组织。江淮地区的周忠、周晖兄弟招募的侠客，以及淮南的郑宝、张多、许干等轻侠竟可以组建成一支雄踞当地的武装力量。据《后汉书》记载，苏不韦年轻时父亲被酷吏李暠所害，他把母亲隐藏在武嘉山中，改名换姓，散尽家财招募剑客刺杀李暠，几次没有杀死李暠，但却杀害了李氏无辜的妻妾、小儿子和父亲〔6〕 。《酷吏列传》也有记载，望族阳球“能击剑，习弓马，性严厉”，因郡吏侮辱其母而“结少年数十人，杀吏，灭其家”〔7〕 ，其残忍程度令当时的酷吏也闻之丧胆。 |
| 可见职业剑客的不法行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
| 早在西汉时期，统治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任侠行为对政权稳定性的威胁，御史大夫公孙弘曾上奏汉武帝说：“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1〕 ，“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2〕 。这使得身为皇帝的汉武帝都忍不住咬牙切齿（“天子常切齿”〔3〕 ），决心要打击各类侠士。《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了当时身为统治阶层的儒家士大夫对侠阶层的态度：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4〕统治阶层对侠士的忌惮终于演变为打压乃至镇压行为，汉武帝一方面着手打击公卿贵族组成的豪侠阶层，禁止他们延揽门客，迫使“豪侠”畏惧而乖乖服从，着力改变他们利用剑客恣意妄为的状况；另一方面下令对大侠郭解实施灭族，让民间“布衣之侠”“乡曲之侠”再也不能以其名望影响地方、称霸乡里。汉武帝打压各类任侠行为的政策一直到汉昭帝刘弗陵时期仍旧被严格执行，《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载：赵广汉字子都，……少为郡吏、州从事，以廉洁通敏下士为名。举茂材，平准令。察廉为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会昭帝崩，而新丰杜建为京兆掾，护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闻之，先风告。建不改，于是收案致法。中贵人豪长者为请无不至，终无所听。宗族宾客谋欲篡取，广汉尽知其计议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计如此，且并灭家。”令数吏将建弃市，莫敢近者。京师称之。〔1〕赵广汉打击豪侠，杀之弃于街市，手段虽然残酷，但却没有引起民众的不满，反而是“京师称之”，说明很多名为豪侠的门阀大族在这一时期，因其恃势凌物、武断乡曲甚至鱼肉乡里的恶劣行为而声名狼藉。 |
| 在汉武帝及之后历任皇帝的猛烈打压下，任侠成了“高危行业”，西晋张华《侠曲》写道：侠客乐幽险，筑室穷山阴。獠猎野兽稀，施网川无禽。……栖迟熊罴穴，容与虎豹林，雄儿任气候，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用傍，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起如电激，回旋如流光。……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2〕《侠曲》既描摹了身为侠客的气概，也生动地描述了作为侠834 ～ 835 页。 |
| 士的寂寞与环境的险恶。汉乐府诗《东门行》也描写说：“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 |
|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1〕 吕思勉认为写的就是“此古仗剑游侠者流，迫于贫困，欲为去作奸犯科之事，而其家人力阻之之辞”〔2〕 。不难推测，此时以一身武术行仗义之事的江湖生态已然变得非常恶劣，无论是门阀贵族还是布衣乡曲的侠士都已经不能够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形态存在于历史当中。当然，任侠行为和武侠文化并没有消失殆尽，亦将随着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和隋唐王朝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而再度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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